罗琪安慰道：“我爸答应我了, 有他在，稳得很。而且他说，‘陆轸同志’这些年一直在暗中看顾余老师。这都双保险了, 肯定没事。我看啊，该发愁的是那些打你的坏人，这回，他们算是踢到铁板了。”他说着, 看了看罗让的脸色，却见后者好像在发呆，便稍微提高了音量, 说，“二哥？你没事吧！”
罗让回神，笑道：“你说余老师也不跟我透个底，我这白担心一场, 还费你跑前跑后。你先回去吧，我想休息会儿。”
罗琪打量他片刻，被他这份突如其来的平静搞得心里毛毛的：“你认真的？”
“对啊。”罗让说，“你不也说了，出不了事，该怕的是那些人。你说我还杞人忧天干什么呢？”
罗琪想想挺对，而且也实在看不出罗让是真放心了还是装出来的。于是他又勉强憋出几句宽慰之语，就拿上自己东西，赶回剧组去了。
罗让一个人躺在病床上，看着窗外晃动的枝叶，陷入了沉思。
余希声的资料，有的部分很明白，有些地方却含糊其辞。例如“性情大变”，就没有写原因。再有就是“陆轸同志”身份语焉不详，他将余希声找到后带回家，并没有交代对余希声的处置，而只是简单说了一句“经过陆轸同志的教育……允许入党”。罗让能从中推理出一个信息：这位“陆轸同志”一定是给余希声做了某种担保，以致于“组织上”对余希声既往不咎。
问题是，“陆轸同志”跟余希声是什么关系，愿意担这样的风险，为他作保呢？而且，余希声创立“象盟”这件事，影响不小，“陆轸同志”显然很有能量，能够在这种情况下，为他抹平此事。
不光如此，罗让想得更深一层。整份资料，通篇未提余希声最重要的两位亲人：父亲和母亲，却不断出现他小姨傅勉卿的名字。这是不正常的。从余希声多次回避关于“过去”的话题来看，他的家庭肯定存在很大问题。是父母离异，或者已经去世？这是罗让暂时无法知道的。
但他能够肯定一点，对余希声来说，十四岁和十六岁是两个重要的人生节点，十四岁发生的事，毁灭了那个少年的音乐之路，而十六岁前后，一定还发生了足以改变他人生的变故。否则，光是一直以来暗中看顾他的“陆轸同志”，就不会允许梁志开这样的人都能欺负到他的头上。
但以上这些，还都不是罗让最优先考虑的问题。再多心结，只要一直在一起，他总能慢慢开解掉。可如果遭遇强大的外界阻力，不能继续在一起了呢？
罗让对“陆轸同志”充满了警惕。尽可能查到这个人的资料后，就更加在意了。也许对一些上层人物来说，还不算什么，但在他这样的小老百姓看来，真是个很大的官了。不说别的，就蔡老师的朋友，那个刑警队长，不都比他有能量得多吗？
虽然到现在为止，“陆轸同志”还未露面，也没有任何行动表明要插手他们的关系，但提早做好准备，以防万一，总是有必要的。
罗让想，也许有人会嗤之以鼻，但他的确只有一颗真心能够奉上。只要余老师不嫌他，他就有勇气坚持。
余老师现在在哪呢？希望他一切顺利，恳求他不要重启“象盟”。要是他喜欢平凡的生活，罗让愿意一辈子假装不知道这些事。他想：余老师，千万不要为了我，去勉强自己。
余希声倒真没有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的打算。经历了一些不太美好的事情后，他认为自己变成了一个胆小懦弱的人。他只想做一个教书匠，把山里的孩子带出去。他喜欢孩子，愿意照顾他们，保护他们。
现在，他养的“大孩子”被人欺负了，他心中痛恨，便佯装强势，拿起锋利的武器，要赶走那些可恶的敌人。
余希声没有像罗让想的那样，去找那些人“硬刚”。他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乡村教师而已，哪里有这样的能力呢？他能做的，只是稍微动用一些可以利用的资源，绞尽脑汁地扯起虎皮当大旗。
首先，他联系到寓居新城干休所的一位长辈，询问他那里是否有一架钢琴。他说，学校有汇报演出，他要献奏一曲，但多年不弹，手上功夫生疏了，于是想借用数日。
老人不疑有他，非常开心，得知学校正在放假，索性让司机过来接他，说干脆去干休所住几天，趁着正好要练习，给他们几个老家伙蹭个耳福。
余希声从善如流，欣然允诺。
坐上老人派来的车，半路上，他对司机说，要去某地驻军后勤处见个朋友，请他绕个弯子。这不算大事，他又给司机买了点烟酒，后者就挺高兴地答应了。
到了地方，他让司机在路边停下，说去去就来。在门口，点名要找后勤处某位主任，说要举报“非法使用军车”的情况。当然没人理他。但看到他坐着挂部队牌号的小轿车来，也没敢把他拒之门外，就把他带到一个接待室，让他坐冷板凳。他等一会儿，就看一眼腕表，半个小时以后，面色一沉，转身离开了。
回到车上，他跟司机说，没见到那位朋友，要去警备司令部找人。路上可能会遇到那位朋友，所以要开得慢一点。司机有些不耐烦，得到一个红包后，摸了摸厚度，又乐呵呵答应了。
没多久，刚离开的后勤处开来一辆车，追上了他们。原来，余希声要找的那位主任一直在办公室，只是不高兴出来。后来因为他一会儿看表一会儿看表的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