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此可以证见，文化对性意识、性能力的影响举足轻重，直接影响到人性意识与性表现。
[美]e.o.威尔逊在《论人的天性第六章、性一文中最后说道：“本章的基本论点是，依靠进化论新进展的帮助，人的性行为可以得到比过去远为精确的定义，忽视这一点，就会认识不到人类历史的一些重要部分，认识不到我们行为的基本内含，以及我们所面临的选择的意义。
通过教育和法律的作用，每一个社会必然在性差异、性行为标准以及家庭强化等问题上形成一系列的选择，由于政权机构和技术日益复杂和相互依赖，要作出选择就需要相应的精确性和丰富的经验，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，凭借直觉或依靠科学的帮助，我们的研究将要深入进化史内部，因为人的天性是顽强的，要改变它必须首先付出代价。
从法律保证的两性机会平等出发，一个社会可以向职业选择的统计上的平等发展，也可向人为的性歧视退却，不管怎样，未知的代价在等待着它，一个社会可以去组织功能稳定的核心家庭，也可以消灭家庭而代之集体农庄，不管怎样，未知的代价也在等待着它，那些用异性恋标准强求一致的社会也必须付出自己的代价——已经有人以个人的痛苦付出了第三种这样的代价，我们相信，文化可以理性地加以设计，我们可以教导，可以奖励，也可以强制，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，必须考虑每种文化的代价，这种代价以训练与实施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来衡量，同时也以为绕过我们的先天倾向而必须牺牲的幸福来衡量，当然。后者是一种不那么容易看得见、摸得着的代价。”
文化是决定人类意图的重要因素，文化思想的方向性决定人类意图的走向。同样，无论何种意图的政治纲领与政治措施，都必须为其政治意图产生的后果付出代价，这种代价往往是毁灭性的，以牺牲某一种天性遗存为价值，来换取另一种政治意图的成功与胜利，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。
但是，以泯灭人性的天性遗存为代价，只为换来个人意图与政治道德的成功，最终带给一方民众的是自然天性的退化，这个代价是否值得，将是所有政治人物事后必须深究考量的事情。
㈢、堵与疏
我们试图制造一个又一个服从一切命令的三好学生，却没有创造制造三好学生的正确思想方法。最终用最简单，最理性的以压制、禁止、废除、堵塞来消灭某一人类的自然天性，并不惜用消减或消除某一自然天性为价值，泯没人性的自然天性，以达到顺民的模样，是否是最科学的思想方法，真的值得政治家们深刻的考量与考究。
中国人凡事都是用“堵”的方法，却不知道“疏”的道理。这与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使用的思想方法有关。原因还是出在思想方法上，中国人天天喊“开放”、“开放”，却不知道开放来源于“三分”的思想原理，却紧紧握住“二合”论的大棒挥舞。中国人始终站在“二合”论上，而不愿离开二合论这一封闭的思想方式，无法摆脱封闭的思想给行动纲领造成的影响。其实这是很简单的道理，但是却没有人愿意去接受，根本原因还是中国人封闭的思想太根深蒂固了。
其实并非我们不知道用封闭的手段解决问题是错误的做法，只是因为用封闭的手段解决问题见效更快，可以立竿见影的看到问题得到解决，功效更明显；比起疏通，开放大门的思想方法，封闭的手段更容易管理，政治人物更容易得到体现政绩的机会。因此，中国的官员口中减着“开放”，却紧紧握住“封闭”的大棒，不愿接受疏通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复杂的麻烦。关起门来治理，总比开着大门治理来得容易。
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皇帝，就是大禹，帝禹治水就是用疏通来治水的。可是他的子民却没有继承他的衣钵，到汉武帝之后就开始全面推行封闭、堵塞的思想方法了，意图用封闭、堵塞的思想方法治理民众，以实现皇帝们皇权永存的梦想，但是，封闭、堵塞的思想方法却是造成积怨更深的原因所在，社会矛盾在围堵封闭中越积越深，最终导致王朝的不断更迭。人民在围堵中一次又一次的突围，起义战争爆发的频率一次高过一次，周期性发展，而无法推进人民素质的前进与提高，这就是中国人启用封闭、堵塞的二元思想方法的结果。
反观西方国家，在“三分”开放式思想的引导下，凡事以“存在就是合理的”思想方法，用凡事都存在缺陷的理论方法，发现问题，打开大门，开放式解决实际问题。用开放的心态发现问题，用疏导的方式解决问题，心存有事物就存在事物的先天不足来寻找问题的缺陷部位，进而对症施治，解决问题。而不是简单的封闭堵塞事物的缺陷部位，积累错误，沉淀怨恨，造成更大的错误。
中国人如果无法将思想提升到开放自我的思想高度，想进步那只能是天方夜谭。只有将思想提升到开放的心态，凡事都用“存在就是合理的”思想方法来看待事物的本质，用凡事都用存在缺陷的理论方法来衡量问题的原因，开放缺陷问题，疏导问题，进而化解矛盾，平息事端，解决实际问题。
千百年来，西方人在不断的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处理方案，以化解矛盾为目的，达到实现文明进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