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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,到了侯景之乱,建康从被围到城破,“数月之间,人至相食,犹不免饿死,存者百无一二,贵戚、豪族皆自出采稆,填委沟壑,不可胜纪”(《资治通鉴》)。这样,那些潇洒惯了的文人雅士,“肤脆骨柔,不堪行走,体羸气弱,不耐寒暑,坐死仓猝者,往往而然。”
到了如此性命攸关的时候,这位买驴的博士官,还有兴致写上三大篇字契,炫耀肚子里那点学问吗?一般来讲,文人太快活了,写东西就玩形式,就耍技巧,就讲性灵,就要搞一些翻新的花样;精致的把戏,散淡的笔墨,隽永的余韵,这也是需要的,甚至不可少的一种文学,若全是清一色的黄钟大吕,也是会令读者头疼的。文学,既不能全是沉甸甸的,也不能全是轻飘飘的,一个时代,最后留下来的全都是像《花间集》那类休闲恬适的,怡心悦目的作品,怕会给后世的读者生出许多错觉。似乎王建、王衍的前蜀,是五代十国时一块伊甸园,这当然是天大的误会。
全轻不行,全空就更不行。前不久,在路上碰到一位并非文学界的朋友,以前,因我编过选刊,他总是关心地问我有什么好的,要我推介,以便找来一读。大概如此问过多次,我的答复使他感到不得要领。这回,索性向我提了一个问题:“老兄,你说说,现在,是的人多呢?还是写的人多?”
我望着他那张表面平静的脸,品着他这句内含机锋的话,反问这位朋友:“我要回答么?”
他点头,作天真无邪状。
我揭穿他:“其实,你已经有了答案。”
这一下,他露出诡谲的笑容。然后,他告诉我:“我已经不看,尤其是鼓吹得很厉害的。”
当然,他不看,不会影响的生死存亡,即使所有人都不看,也不会影响家在那里埋首疾书、下笔千言。
近年来,我确是不大了,不完全是因为好的少才不读的,而是由于视力日益地不肯合作,多看一会儿,两眼就怠工,铅字就模糊起来,只好掩卷作罢。但这位朋友的话,使我想起颜之推的《颜氏家训》,想起那位博士到牲口市买驴写文书的故事。
老作家施蛰存说了,大意是,现在的三十万字的长篇,他老人家只消二十万字就解决问题。话说得有些伤众,但我相信他能办到。这位在三十年代就玩现代派的老先生,既然敢端起枪来,肯定是弹无虚发的。
但我倒不是嫌长,你是惟恐很快读完的。只是看了半天又半天,找不到那条驴,那才痛苦,所以,无论长短,你得给我们拉出一条活蹦乱跳的小毛驴,庶几不辜负我那可怜的视力了。
驴啊,驴啊,拜托你,快一点出来吧!
得意与忘形(1)
公元四世纪末,少数民族拓跋氏的北魏政权在北方崛起。
鲜卑族的拓跋氏这一支,好战尚武,以骑掠剽劫为生,旷居漠北,封闭阻隔,愚昧落后,拒绝开化。因此,其野蛮程度也甚于其他边外民族。他们对于汉文化,采取绝对的排斥态度;并且顽固地坚持旧习俗不变,甚至到了很晚的时期,才禁止同姓通婚。所以,越远离文明的人,也就越害怕文明,有机会摧毁文明时,也就越是残忍,必然要把体现文明精神的一切,视作烧杀抢掠破坏毁灭的对象。
历史上不时出现的文明倒退,就是这样产生的。欧洲十字军的东征铁蹄,将埃及、拜占庭文明消灭殆尽;汪达尔人从西西里杀来,辉煌的罗马文明便毁于一旦。同样,中国的每一次劫难,也都发生在外来的低文明的少数民族政权,和无文化的农民革命政权,进行野蛮和半野蛮的统治时期。回顾“文革”十年,以破“四旧”为名,进行打砸抢者,一大半是无知的红卫兵;提倡读书无用论,知识越多越反动论,残酷折磨知识分子者,都是些文化低下的造反派。撇开特定的政治条件,与这些人肆虐文明、摧残文化的野蛮心理是分不开的。
像羯族的石勒,氐族的苻坚,由于长期统领部落,居游在汉民族的边境内外,虽然不断s扰中原,但由此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感化也就相对多些,并由此产生出对于高级文化的亲和性和企慕性,所以,他们更追求民族的文明进步,甚至禁止穿胡服、用胡语,努力融入中华文化。拓跋氏则不同,胡服骑s,游掠虏获,许多陋习,迄无变化,抱残守缺,恐惧文明。
民族如此,具体到一个人,甚至一位作家,也是如此。
在这些人的头脑里,对于接踵而来的现代文明,时代进展,新鲜事物,生活变化,由于来不及适应,便产生所谓的“拒绝投降”的怨尤情绪。有的作家发思古之幽情,留恋昨天那其实一点也不愉快的贫穷生活,好像春节到了,才供应一把炒花生,倒是最公平的黄金时代,于是像古人怀念葛天氏之民的原始岁月,将满目疮痍的昨天,涂上乌托邦的理想色彩,以阿q式的精神来对抗现实。这和远古时期的拓跋氏,把同姓能婚、翁媳同庐、奴役制度、掳掠人口,视作正常现象甚至还引以为荣一样,完全因为变革而打乱了秩序,使他失去了往日的被尊崇的殊荣,也缺乏与新生代在同一起跑线上冲刺的力量,才对新时代带来的文明变化,像面对洪水猛兽似的畏忌。
因此,野蛮落后而顽固保守的拓跋氏,凭藉武力,统治中原,必定忌恨